西方颓废派文学中的“疾病”隐喻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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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19 世纪中叶以降，在由浪漫主义自由理念衍生出的“反自然”和“反道德”观念的引导下，西方作家对各类“反常”话题的热情持续升温，而“疾病”则处于此种美学兴趣的中心。与借助科学的客观视角审视、刻画病理学层面上的“疾病”的自然主义文学不同，波德莱尔、于斯曼等颓废派作家将更多精力用于发掘与彰显“疾病”在构筑新的美学理念和精神主题等方面的独特潜质和优势。颓废派作家以迷恋“疾病”的颓废者形象建构了颓废派文学最为鲜明独特的标识。他们通过确立“疾病”之于布尔乔亚式“健康”的优越地位，彰显其蔑视、疏离和反叛平庸化的布尔乔亚大众审美观与价值观的个人主义精英立场；他们在逾越常规的非理性生命状态中探索和创造崭新的美，带来了开启“反思”的“震惊”效应，由此彻底颠覆了古典主义的审美范式；他们将从浪漫派的“忧郁”发展而来的神经质的“怨怒”作为颓废主人公的情感底色，以精神分裂作为其常见的病理学症状，以“反自然”的行为与心理作为其唯美—颓废生活的特征，精确地描绘出以啜饮自由感为唯一生存理想的颓废者形象。

作者简介

杨希，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蒋承勇，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Illness as Metaphor in Western Decadent Literature

Abstract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enthusiasm of western writers upon various “abnormal” topics have continued to thriv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anti-natural” and “anti-moral” concepts derived from the idea of “freedom” of Romanticists, and “illness” is at the center of this aesthetic interest. Decadent writers such as Baudelaire and J.K.Huysmans devoted more energy to exploring and highlighting the unique potentials and advantages of “illness” in constructing new aesthetic ideas and spiritual themes, 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Naturalism that examined and depicted “illness” at the pathological level under the objectiv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Decadent writers constructed the most distinctive mark of Decadent literature with the image of a Decadent who was infatuated with “illness”. They demonstrated their individualistic elite position of contempt, alienation and rebellion against the bourgeois aesthetic standards and values by establishing the superior status of “illness” to the bourgeois “health”. They explored and created new kind of beauty in an irrational state of life, which brought the so-called “Shock” effect which inspired introspection, thus thoroughly overturning the classical aesthetic paradigm. They set neurotic “Spleen”— which was developed from Romantic “Melancholy”— as the emotional impression of decadent protagonists, and set schizophrenia as common pathological symptom, and, at the same time, depicted “anti-natural” behavior and mind as the main feature of their aesthetic-decadent life, thereby accurately created the image of a Decadent whose sole pursuit of life is “free sensitivity”.

Authors

Yang Xi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specializing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Email: [e-mail]; 

Jiang Chengyo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specializing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e-mail]

19 世纪，奠基于科学、技术发展与工业、社会革命的西方现代社会始终伴随着新旧价值体系的激烈碰撞。在文学领域，以“自由”为魂魄的浪漫主义在18 世纪末19世纪初发起了对古典主义各式清规戒律的反叛，独立自主的自由文学理念得以生根发芽。蒙自由理念的感召，戈蒂耶、坡、波德莱尔等作家前赴后继致力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理念与实践，要求文学摆脱一切外在的束缚和钳制。王尔德等人在19 世纪末叶的大力阐发，使得“为艺术而艺术”理念在如下两个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生发：其一，拒绝对“自然”作乏味的现实主义式的复制，由此催生了“反自然”的先锋实验；其二，要求文学像科学一样，能够摆脱一切道德成见对它的捆绑和监视，无所忌惮地涉足肉眼可见的一切领域，从而达成彻底的文学自由。①

在上述“反自然”和“反道德”的观念引导下，崇尚自由的作家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深度挖掘被古典文学鄙夷和抛弃的那些幽暗隐蔽的人性话题，对各类偏离常规的“反常”的生命状态的兴趣因此应运而生。而19 世纪工业革命加速推进所带来的物质主义对个体自由与精神价值的扭曲与剥蚀，亦反向刺激了在新的社会系统中持续边缘化的艺术家在失落与苦闷中对“反常”生命状态的美学兴趣。②19 世纪中叶以降，西方作家对各类“反常”话题的热情持续升温，而“疾病”则显而易见处于此种美学兴趣的中心。

与借助科学的客观视角审视、刻画病理学层面上的“疾病”的自然主义文学不同，③波德莱尔、于斯曼等颓废派作家很大程度上只是将对“疾病”的病理学审视作为某种叙述的背景和起点，而将更多精力用于发掘与彰显“疾病”在构筑新的美学理念和精神主题等方面的独特潜质和优势。由此，“疾病”就不惟成为颓废派作家反抗“不自由”之现代体验的美学利器，而更成了颓废派文学之最引人注目的表征形式与最意味深长的文学隐喻。

01

对“疾病”的兴趣乃颓废派作家及其文本主人公的重要标识。典型的颓废派小说主人公，大都是病态的反常者。

“我称古典的为健康的，浪漫的为病态的”（歌德 332）。19 世纪伊始，一代文豪歌德便敏锐地察觉并描述了西方文学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转变之时审美趣味的重大嬗变。歌德的表述中隐含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重要命题——古典主义文学假定健康与疾病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界限，而这个界限伴随浪漫主义时代的开启而开始遭遇挑衅。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成为第一个患有忧郁症的浪漫主义主人公形象，尔后，众多罹患忧郁症的主人公形象涌现出来，成为浪漫派文学中的一大标志性景观。浪漫派作家极力推崇结核病人苍白、忧郁的面容，开始将患病本身视为美感的来源，认为大众的健康是平庸的，而疾病却是有趣的，是个性化与独特性的体现。很大程度上说，浪漫派对“疾病”的兴趣还停留在对患病者面容上所呈现出的有点文学化的忧郁美感的欣赏上，他们钟爱的是“忧郁”的神情和气质而非病理性的疾病（如结核病）本身。然而，从浪漫主义发展到世纪末颓废派，人们将看到，颓废派直接站在了传统意义上的健康状态的反面，对以浪漫主义忧郁症为代表的有点儿文学化的疾病与医学意义上的生理性病症均表现出更大幅度的肯定与赞赏。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疾病”与“健康”在此完成了明确而惊人的位置互换。“如果其他人都炫耀他们的健康身体，那么我们就想成为颓废的人”(Lehtongen 88)。约埃尔•雷赫托宁（Joel Lehtonen）的小说《玛塔娜》（Mataleena, 1905）中，由“精神病人的合唱”传达出的颓废宣言中的这一句充满挑衅意味的话道出了颓废派作家的心声，句中“颓废”的人即不健康的病人的代名词。浪漫派与颓废派对待“疾病”话题的态度的转变昭示着，颓废派不仅取消了在浪漫派作家那里变得模棱两可的“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传统界限，而且还进一步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健康- 疾病”观，将为布尔乔亚所崇尚的“健康”等同于“平庸”，以蔑视和挑衅的态度站在了“健康”的对立面，宣称“疾病”比“健康”更优越、更高级。在资产阶级势力如日中天、大众文化市场蓬勃发展的19 世纪后半叶，反叛的姿态成为崇尚个人自由的先锋艺术家共同的选择，而颓废派作为世纪末文学浪潮中最为先锋的一支，其反叛的自觉自然毋庸置疑。

基于对颓废派之反叛的美学姿态的认知，人们便可对其作品中所描述的“疾病”有更明确的界定。在颓废派作家笔下，“疾病”常常缺乏明确的医学名称，它指的是最宽泛意义上的疾病④，与布尔乔亚价值观中标准化规范化的“健康”观念相对立。在布尔乔亚价值观里，疾病是被贬黜的异端，肮脏的秘密，而颓废派作家却将其视为可公开炫耀的资本和引以为傲的身份标识。由此，作为一个标志性的界限，“疾病”将颓废者无视规则界限的反常世界与标准化规范化的布尔乔亚常态世界相区别，对“疾病”的偏爱成为颓废派挑衅和颠覆布尔乔亚大众审美价值观的一个中心层面。通过这种直观的文学姿态的展露，“颓废”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内涵——反叛——显现出来。

当然，颓废派偏爱“疾病”的美学姿态选择并非是偶然和任意的，其背后隐含着认识论方面的依据，这些依据昭示出颓废派对“健康—疾病”问题的严肃反思。

根据典型的颓废派观点，“疾病”是个性、善感、反思的标识，而“健康”则是群体、混沌、社会陈规的标识。疾病的入侵使得在健康状态下趋于隐身的身体陡然出场，疾病借助病痛将主体意识从外部世界拉回自身。意识的触角集中于对病痛的感知，而病痛唤起主体意识对自身的怜悯和对外部世界的提防。此时，主体意识与外部世界的距离得以拉开，使得主体在一个时间段里不再是混沌嘈杂的大众群体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分子”，而是一个独立于外部世界的个体化存在。由是，自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自身的孤独，感受到自己的唯一性，而正是对这种唯一性与孤独感的自我辨识，成为个体意识反思的关键契机。这种个体化的反思意味着，处于疾病状态下的敏感的个体被赋予了一种“特权”，使其能够一定程度上站在外部世界之外——而不是作为喧闹混沌的外部世界中的一份子——来进行反思。换言之，“疾病”召唤出了对自身唯一性、独特性价值的清晰意识，开启了对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问题的反思。由此，原本被贬黜的“病人”转而化被动为主动，完成了作为一个原本不值一提的渺小的个体对强大的外部社会群体性价值规范的颠覆。就此而言，“疾病”作为一种表征符号，隐喻着个体基于自身的严肃反思对规范化标准化的整体性价值的质疑和突破。此时，个体倾向于用从自身（代表个体）利益出发确立的生命价值取代从群体利益出发确立的社会整体性价值。颓废派特别重视颓废的这种隐喻意义或象征性意味⑤，这与其反布尔乔亚大众审美价值观的个人主义精英立场相一致。

偏爱“疾病”的美学姿态选择在认识论上的依据还体现在颓废派对“疾病”——包括精神性疾病和生理性病症——所具有的创造性潜质的思考和辨识上。对于颓废派作家来说，疾病对于一个内在健全的人而言，是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有力刺激源。在典型的颓废派小说中，颓废主人公的疾病——尤其是精神性症状——作为激发其精致复杂的颓废想象的契机与源泉，乃是其唯美主义生活的必要元素，而原本的“健康”状态反倒被贬低为一种竭力想要规避的迟钝、虚弱、无益的生命状态。

19 世纪哲学家尼采因长期致力于对“颓废”问题的反思与阐述而被称为“颓废哲学家”，他对“疾病”之创造性价值的阐述颇具代表性。在他看来，为布尔乔亚大众所信仰的稳定的“健康”所遵循的是“自我保存的基本原理”（qtd. in Scott 61），它代表着充满观念交锋的思维活动的停滞以及价值的僵化，而“疾病”则是生命的一种催化剂。疾病的催化，激发生命的反思与重组，从而“主动赢取”一种完全不同于先前那个“被动获取”的天然的虚弱健康的更有益的“更高的健康”：“事实上，对我所有的疾病和苦痛，我打从心底感激他们，因为这些疾病与苦痛给我许多可以逃避固定习性的后门”（尼采，《快乐的科学》 200）。在此，“逃避固定习性”即是逃避思维的停滞与价值的僵化。“疾病本身可以是生命的一种兴奋剂：只不过，人们必须足够健康以消受这种兴奋剂！”（尼采，《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 35）“尽管“疾病”可以作为生命的兴奋剂，但尼采指出，只有那些“足够健康”的人，才有可能将疾病转化为生命的兴奋剂。尼采在此所说的“足够健康”的人即“内在健全”的人，特指那些能够主动“逃避固定习性”的生命力旺盛的强者而非遵循“自我保存的基本原理”的虚弱的庸众。由此，尼采不仅通过赞颂“疾病”的创造性价值，站在了布尔乔亚“健康”观的对立面，而且还进一步将布尔乔亚庸众排除在享受“疾病”之兴奋剂作用的可能受益者之外。

在发掘“疾病”的创造性潜质方面，尼采、波德莱尔、邓南遮、于斯曼等人尤为重视“康复期（Convalescence）”这个概念。所谓康复期，是从疾病状态向一种更高级的健康状态的转变过程，而疾病无疑是经历此种转化过程的必要前提。邓南遮在其作品《欢乐》（Il piacere）中描绘过只有在康复期才能获取的这种奇妙的重生体验：“〔……〕康复的奇迹：治愈伤口、补充损耗、修复撕裂韧带（reweaves the broken woof）、修复受损组织、复原器官、更新血液、冲破爱眼的遮蔽（reknots the blindfold of love about the eyes）、修补梦想的王冠、重燃希望的火焰、张开想象的双翅”（qtd. in Spackman 70-71）。在颓废派作家看来，经历康复期的病人将经历身体机能的复苏和心灵被腾空的神秘过程，它是一种类似重生的体验，这种重生是朝向天真无邪的童年状态的回归。对于经历过这种生命更新过程的病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新的，他重获的一种孩子式的好奇使他沉醉于眼前的一切，而这种沉醉的生命体验将是丰沛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源泉。

02

在颓废派作家笔下，疾病成为表达其审美理念的必要而有效的视角。颓废派作家借由疾病这一视角，将审美表达的场域从清醒理智的个体生命的常规状态转向感性迷醉的个体生命的反常状态，企图打破追求理智、平衡、规则、健康的古典主义审美的场域设定，在偏离常规、冲突、分裂的生命状态中发掘和表达崭新的美。由波德莱尔最先开启的这种反传统的颓废审美将引发本雅明所谓“震惊”效应，从而激发人们对于“美”的反思，由此完成了对古典主义审美权威的彻底颠覆。

病态的主人公乃19 世纪西方颓废派文学最鲜明的标志。典型的颓废派作品主人公通常是一个偏离常规的病人，而罹患神经过敏、歇斯底里、疯狂等精神性症状则是其最为常见的身份特质。龚古尔兄弟笔下的热曼妮•拉瑟顿、福楼拜笔下的萨朗波、于斯曼笔下的德泽森特、王尔德笔下的莎乐美、约瑟芬•佩拉丹（Joséphin Péladan,1858—1918）笔下的克莱尔•拉尼娜（Claire La Nine）等等，这些行为怪诞的颓废派文学主人公时常被一种神经质的癫狂所占据。在颓废派作品中涌现出的一系列病态的反常者中，出场频次最高的人物形象当属被于斯曼描述为“不朽的歇斯底里的女神，被诅咒的美丽”的莎乐美。福楼拜、马拉美、于斯曼、王尔德等颓废派作家都在这位最初来自《圣经》故事中的犹太公主身上获取过创作的灵感，其中，王尔德在其独幕剧《莎乐美》中塑造的莎乐美形象最深入人心。在这部剧中，王尔德通过对从性病态（性欲亢进、歇斯底里）发展到性变态（恋尸癖）的莎乐美形象的唯美主义式的呈现，将爱与残忍、美与死亡、性欲与疾病、甜蜜与恐怖等联系起来，斩断了古典主义审美的逻辑链条，创造了崭新的颓废审美。

在王尔德的这部剧中，莎乐美的精神状态以她与先知约翰的见面为分界线呈现为截然相反的两种场景。与先知约翰见面之前，莎乐美美丽贞洁，冷静理智，厌恶并躲避年老色衰的希律王对其美貌的觊觎；而见到约翰之后，一种不可遏制的疯狂情欲就泛滥开来，占据了莎乐美的身心。即便约翰断然拒绝她的求爱并不断地辱骂她，即便她身旁有自杀事件⑥正在发生，她也旁若无人毫无知觉……此时，莎乐美的语言在简短急促的重复性的语句与大段高度凝练的象征主义独白之间震荡摇摆，这凸显了她自身情绪的不稳定和思维的不连贯，印证了其反常、病态的心理情状。她像着了魔，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约翰，一心只要向他索求一个吻。“我要吻您的嘴”这句话在莎乐美口中接连重复了10 次之多( 王尔德 94—96)，此时的她已经因情欲亢进而彻底陷入一种神经质的疯狂迷醉和歇斯底里的反常情绪中。在此，不可遏制的性欲作为催化剂，将莎乐美的病态特质激发出来。

求爱不成的莎乐美要求希律王下令砍下先知约翰的头，作为她为希律王跳舞的奖赏。莎乐美歇斯底里的狂乱状态再次出现：“我要约翰的头”“约翰的头”“给我约翰的头”( 王尔德 129, 131, 133)……此时的莎乐美表现出一种冰冷的残酷。当即将被砍头的先知约翰竟然没有因死亡的恐惧而叫喊出来时，她极其失望，于是催促刽子手“砍、砍〔……〕”( 王尔德 134)从而为约翰拒绝叫喊出来而代偿性地给予他惩罚。而当约翰的头被放在银盘子里时，一系列由性虐狂和恋尸癖构成的荒谬恐怖的行为在莎乐美身上呈现出来：她不仅要亲吻它的嘴，还要用牙齿咬它，就像去咬一个成熟的水果……此时的莎乐美已完全丧失理智，堕入癫狂状态。剧本在莎乐美对着约翰的头颅所发的近千字的狂热表白中达到高潮，并以胆寒的希律王下令处死莎乐美作为结局。

王尔德塑造的病态的莎乐美形象是颓废派作家所偏爱的病态主人公形象中的一个典型。反常的“疾病”而非常态的“健康”与剧中美的展现关联起来。通过对这一形象的刻画，王尔德所偏爱的颓废审美得到了具象化的表达。剧中的莎乐美是个极具象征性意味的悖论体。圣洁与邪恶、美丽与残忍、性欲与疾病、爱情与死亡，这些在传统价值观念中水火不容的对立因素在同一个人物形象身上得到了奇特的综合和统一。莎乐美形象之所以为众多颓废派作家所钟爱，其主要的缘由正在于此。他们所着迷的就是莎乐美身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悖论性的、神秘的美感。这种美感剥离了古典主义者对美的伦理意味的要求，而专注于美的形式。

颓废派的此种崭新的审美偏好意味着，它给人带来的不再是古典主义式的美的沉醉，而是通过赋予作品以令人颤栗的崭新元素，使人在不安和震惊中感受到美的震撼，进而颠覆人们对美的认知。应该指明的是，对于“震惊”这种崭新美学策略的发掘最早可追溯到世纪末颓废派文学的先驱波德莱尔的理论与创作中。波德莱尔将这种崭新的审美理念表述为“恶中掘美”。“恶”，当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而非伦理学的角度理解，指的是传统的古典主义审美的对立面，代表着平衡的瓦解、规则的打破、界限的丧失。正是波德莱尔在其作品——尤其是《恶之花》——中最先践行了这种震撼和颠覆，切断了“自然—美，死亡—恐怖，疾病—丑陋，性欲—生育”等等以往被奉为真理的种种信念，并对这些古老陈旧的观念进行了在当时堪称骇人听闻的崭新配置与重组。著名诗人T. S. 艾略特曾将此种有所预谋的“颠覆性”实验称为感觉的离解（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由波德莱尔最先开启的这种有预谋的颠覆性实验在以于斯曼、马拉美、王尔德、斯温伯恩、道生、邓南遮等为代表的世纪末颓废派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更为集中、更为广泛而多元的展现。雨果曾在一封信中盛赞波德莱尔“创造了一种新奇的颤栗”。正是这种使人颤栗的、新奇的震惊效应，标志着西方文学现代审美的正式开启。

值得指出的是，颓废派这种以迷恋“疾病”为重要特征的颠覆性审美的创造，并非是对传统审美的纯然否定和简单抛弃，而仅仅意味着对审美范围的丰富和延展——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规束走向自由。以波德莱尔为其审美理论先导的颓废派文学创作，摘下理性为人置办的各种看上去“健康”靓丽的面具，拂去理性倾覆在生命之上的诸多话语硬壳，使长久以来因被贬黜而屈居于阴暗角落备受屈辱的生命的“疾病”部分赤裸裸地呈现在自由的阳光下与真切的感觉中。

03

颓废者承袭了浪漫主义者“忧郁”的精神底色，但稍加对比又不难发现，颓废者的精神气质显然更加阴郁和病态。事实上，在颓废者悲观主义世界观的笼罩下，郁郁寡欢的“忧郁（melancholy）”已然发展为神经质的“怨怒（spleen）”。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因其理想主义信念的支撑而维持了精神状态的某种平衡，而在阴郁的悲观主义氛围下，幽闭于颓废者生命内部的“怨怒”通常指向理想自我对当下自我的不满与愤恨，两种对抗性力量间的永恒对立与撕扯使个体陷入一种无休止的精神分裂和神经质的紧张中，最终导致自我的绝望。典型的颓废者大都“罹患一种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这种病症使其拒绝宽恕任何事物，妄图分裂（dissociates）一切：他的灵魂、性征（sexuality），还有他身体的健康。他感觉死亡正在腐蚀和分解他那千疮百孔的身体。”

波德莱尔曾将爱伦•坡称为“被诅咒的诗人”——迷恋一种弥尔顿式的撒旦，而反抗为布尔乔亚大众尊崇的那个上帝（qtd. in Pires 73）；朱尔斯•巴比德•奥雷维利（Jules Barbey d'Aurevilly）⑦在阅读了《逆流》后曾评论说：“在这本书之后，留给作者的只有两种选择——或是站在枪口前，或是匍匐在十字架的脚下”（Huysmans 73）。波德莱尔在坡的反常性主题和语言中发现了“一种精神性的渴望”；既是颓废派诗人也是颓废派主要评论家的西蒙斯在其著名的评论性文章《文学中的颓废派运动》（“The Decadent Movement in Literature”, 1893）中说，颓废派的理想是“成为一种脱离肉体的声音，但却是人类灵魂的声音”（Symons 867）。如上种种描述中都隐含了对颓废派文学核心主旨的精准把握。不管是颓废派作家本身，还是其笔下的颓废主人公，都患上了一种“致死的疾病”，而“怨怒”和“分裂”则是这种疾病的症候性表现。

从根本上说，这种疾病的关键症结在于个体对外部世界和自我内部世界的双重绝望。在19 世纪后半叶资产阶级掌握时代话语权、科学主义与进步信仰甚嚣尘上、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粉墨登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大背景下，作为个人主义者、怀疑论者的颓废者拒绝接受构成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一切事物。此时，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信念消失了，颓废者否认社会现实层面有任何实现改良的可能（颓废者所认同的“改良”——如果真有的话——其核心是个体自由感和价值感的实现）。在这种悲观主义世界观的指引下，丧失社会行动意愿、意志消沉的颓废者从现实社会生活中主动撤离，退回到自我内部世界的小匣子里，将艺术创造和欣赏作为其生活的全部内容和感知自由的唯一途径，将对个体生命“自由感”的理想化追求作为激发其生存意志的唯一动力和价值感的唯一来源。然而，作为极端敏感的感觉主体，颓废者所追求的是如流水般永恒流淌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从不逗留于任何一个现实的、确切的目标，它是“为享受自身而是自身”的自由。以此种“自由感”为唯一追求的个体必将选择“在不满足中，而不是在占有中得到快感”（萨特 146），“在正常的快乐中人们享用客体，忘却自身，然而在此种恼人的痒感中，人们享用的是欲望，即享用自身。在这种悬在半空的、被他化作他自己的生活的生活，这种无休止的神经紧张，他再次赋予另一个意义：这种生活代表谪落尘世的上帝的彻底的不满足感”（萨特 146）。颓废者所追求的这种在不满足而非占有中“享用自身”的自由只能通过自我对自身的永恒否定来实现，这种自由的野心带来理想自我对当下自我的持续性鞭笞，最终在一种白热化的撕裂状态中导向自我的绝望。由此，在自我的内部世界里孤独地追求“自由感”这棵最后的求生稻草也被剥夺了。正是在这种同时失却了外部世界的行动意愿和内部世界的生命动力的情形下，颓废者患上了致命的病症。

根据对颓废者追逐“自由感”这一精神实质的如上剖析，人们便不难理解颓废者一系列“反自然”的艺术理念和实验的实质。颓废者的“反自然”的艺术理念和实验是其为实现其自由理想而精心设计的一场雄心勃勃的计划。在此，“反自然”指的是“建立一种与自然世界的种种谬误、不公正和盲目机制直接对抗的人类秩序”（萨特 74），通过对代表着无法辩解的自然秩序的反叛，颓废者达成了对自身自由创造力的发挥与对自身独创性价值的确认。

典型的颓废者的“反自然”计划首先体现为对自然界动植物等的本然生命样态的反感和对凝结了人之自由意志的精致人造物的迷恋。在此，对人造物的迷恋无疑就是对自由意志本身的迷恋。波德莱尔曾说：“我不能容忍自由状态的水；我要求水在码头的几何形墙壁之间被囚禁，戴上枷锁”（转引自萨特 75—76）。著名的颓废主人公德泽森特根据季节和天气，把鱼缸里的水“调成绿色或灰色、乳白色或银色这些真正的河流可能呈现出的颜色，并且乐在其中”（于斯曼 18）。无论是颓废派作家波德莱尔、于斯曼等对城市物质景观的迷恋，还是以德泽森特等为代表的颓废派作家笔下的颓废主人公对艺术品的痴迷和对人造景观的追求，本质上均为颓废者追求人之自由理想与独创性价值的体现。必须指出的是，颓废派的这场以啜饮自由为永恒追求的计划本身充满毁灭性意味。因为它不仅包含上述对自然界本然生命样态的厌恶，而且还包含了对人类自身“天性”的极端逆反——“让自己不是自然天性，而是对他的‘自然性’的永久的，恼怒的拒绝”（萨特 80）。由此，颓废者对自由感的痴迷同时又显现为一种对自我的惩罚。萨特曾如此分析颓废者波德莱尔对其自身天性的逆反：

他尤其厌恶在自己身上感到此一巨大的、软绵绵的繁殖力。然而自然本性待在那里，各种生理需要待在那里，“强迫”他予以满足……当他感到自然天性，大家共有的自然本性，如洪水般泛滥在他体内上升，他的肌肉就收缩、绷紧，他努力让脑袋探出水面……每当他在自己身上感到这些与他梦想的微妙安排大不相同的黏糊糊的波涛，波德莱尔便要生气；他尤其生气的是感到这个不可抗拒的、柔媚的力量要迫使他“与大家一样行事”。（79—80）

对充满强迫意味的自然天性的逆反使得波德莱尔——如于斯曼等其他颓废者一样——赞扬与“繁殖力”相对立的“不育性”，他甚至竭力消除自己精神上的“父性”。事实上，此种决绝的不留余地的逆反暗示了颓废者自身撕裂的事实及其强度。笔者以为，颓废者的“反自然”实验应理解为一种象征——无休止地追逐自由的那个自我想要“摆脱掉他所是的自我，以便成为他本人梦寐以求的自我”（克尔凯郭尔 17）。从这个意义上说，颓废者主动选择了萨特所谓“一个永远被撕裂的意识”（55）。对于颓废者的此种生存选择及其后果，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论述中似乎提供了一种相当贴切的解释。根据克尔凯郭尔的观点，人从根本上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精神将人与动物做了本质上的区分。人之精神与肉体的二元性，决定了“人是一个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的综合、自由与必然的综合……”（9）决定了人本身就是一种会分裂的存在。也正是因为人拥有这种分裂的可能，才使得人的精神追求和信仰成为可能。在此，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分裂”一词是对作为本质上是精神性存在的人的生命常态的中性化表述。就此而言，颓废者的“精神分裂”恰恰是其信仰“自由”的高贵身份的证明。但克尔凯郭尔的这一观点同时也暗示了一种毁灭性倾向发生的可能性。当个体持续地对当下所是的那个自我表现出不满足，孤注一掷地想要成为梦寐以求的不断更新的那个自我之时，他所想的便是永久地“摆脱开构造他的力量”（17）。这种野心必然使他处于一种无休止的精神紧张当中，处于自我与自我的持续的相互对抗与撕扯中。而基于人之二元性所注定的局限性，一旦此种对抗状态达至不可调和的极限，个体便将在一种不适、无力、屈辱的痛苦体验中堕入自我对自我的绝望，而此种绝望就是自我毁灭本身。

颓废派作家对颓废主人公以怨怒、精神分裂为主要症状的致命疾病的描摹，本质上正是为了实现对颓废派文学的理想——一成为一种脱离肉体的声音，但却是人类灵魂的声音——的隐喻性表达，而颓废者逆反的姿态及一系列反自然的先锋实验则是其追求无限自由之精神实质的外部表征。来自“疾病”的“恶之花”，在19 世纪上半期的浪漫主义革命中潜滋暗长破土萌芽，而在19 世纪中后期的颓废派文学大潮中茁壮成长灿然开放。

颓废派作家以迷恋“疾病”的颓废者形象建构了颓废派文学最为鲜明独特的标识。他们通过确立“疾病”之于布尔乔亚式“健康”的优越地位，彰显其蔑视、疏离和反叛平庸化的布尔乔亚大众审美观与价值观的个人主义精英立场；他们在逾越常规的非理性生命状态中探索和创造崭新的美，带来了开启“反思”的“震惊”效应，由此彻底颠覆了古典主义的审美范式；他们将从浪漫派的“忧郁”发展而来的神经质的“怨怒”作为颓废主人公的情感底色，以精神分裂作为其常见的病理学症状，以“反自然”的行为与心理作为其唯美—颓废生活的特征，精确地描绘出以啜饮自由感为唯一生存理想的颓废者形象。在颓废派作家笔下，不仅“疾病”的丑陋在文学隐喻中得到诗化与美化，而且在传统视角下始终显得阴暗霉浊的“疾病”开始呈现出积极的意义或价值——“病”强化了敏感，“痛”开启了反思，人生因此获得丰富与完善。

自浪漫主义革命始，西方现代文学正是在对传统标准的不断偏离中得以确立和发展。在日益自由、多元、包容的文化系统中，正是在对既定理性裁定的不断偏离或反叛中，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健康与疾病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与修正。与“疾病”如影随形密不可分的颓废派文学如何偏离了“健康”的古典传统？它又是如何在日益复杂的隐喻编码过程中将“疾病”诗化？毋庸置疑，作为一个意涵丰富的文学隐喻，“疾病”在颓废派文学中的审美价值与效应尚待更为深入的辨析与阐发。

责任编辑：黄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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